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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媒體戰」與「輿論戰」的區分

利用傳播媒體所進行的戰爭,被美國稱為「媒體戰」(Media War),但中國卻把它稱做「輿論戰」(Public opinion War),兩者到底有何差別,他們各自的內涵是什麼?

美國在波灣戰爭後,將「宣傳戰」改造,提出「媒體戰」(media war)的新名詞。以往宣傳戰的實施者與受用者常限於戰爭時期,而且大眾傳媒反而受到軍方與政府限制採訪。然而,媒體戰的提出,卻以大眾傳媒為主要對象,希望將其引進並且成為美國戰爭的積極參與者。透過美國知名媒體的全球傳播,型塑出美國「正義之師」的形象,並且掌控戰況的報導,如CNN。媒體戰中最重要的正是「媒介操控」,也就是透過無遠弗屆的傳媒力量,而加強美方戰爭正當性的一種「價值塑造」。

從字面上來看媒體戰(media war),簡單地說是the war between medias的概念。媒體戰所主張的,是將大眾傳媒作為一國戰爭的積極參與者;藉由傳媒力量以增幅己方民心士氣,並且削弱而瓦解敵方民心士氣。因此,媒體戰可說是「媒體對媒體」(media toward media)的一種較量。舉美伊戰爭為例,美國利用CNN、BBC等全球傳媒宣導「正義之戰」,但伊拉克也利用半島電視台作為穩固民心與打擊敵心的媒介。「媒體戰」一詞遂可作為兩國政府利用大眾傳媒而進行的心理戰爭,也就是所謂「軟戰場」的較量。值得注意的是,既然是「媒體對媒體」的戰爭,那麼如同兩國軍隊一般,也會形成強弱大小等對比。

因為兩國實力的差距,往往也帶來對等的媒體實力差距,CNN與半島電視台就是很明顯的例子。CNN能夠不斷宣導民主、人權、反恐等美國價值,也能夠誇大美軍戰果或者貶低伊軍能力;透過24小時全天候不斷播放,不但提升布希攻打伊拉克的正義形象,也削弱伊拉克人民的抵抗意志。然而,半島電視台雖然沒有如CNN這樣全球傳媒的實力,但是只要一有美軍被恐怖份子綁架或殺害的「獨家」畫面在半島電視台播出,就足以撼動美軍並造成恐懼的心理作用。因此,媒體戰中,「媒體」不但是傳播媒介或宣導工具,更是交戰雙方的主戰場。

此外,媒體戰也給人一種爭奪媒體主控權(the control of media)的印象。大眾傳媒播報戰爭新聞是稀鬆平常的事,透過衛星連線就能做到;然而,交戰雙方除了各自透過大眾傳媒打擊對方之外,如何獲得媒體主控權也是媒體戰的核心。媒體主控權的掌握關鍵在於內外兩部分,內部必須統合國內媒體說法,塑造集體的公眾意識;外部則需要與盟友合作、藉由他國媒體形成包圍,並且混淆敵國媒體視聽、削弱敵國媒體的可信度。這樣的媒體戰不僅是將國內大眾傳媒作為戰爭參與者,更是與國際進行「媒體聯合作戰」的新戰法;也唯有掌握媒體主控權,才能在媒體的公眾領域內達成「我強敵弱」的目標。

在美方「媒體戰」與「資訊革命」的震撼下,中國以「輿論戰、心理戰、法律戰」等三戰作為新時代的戰爭指導原則。其中,輿論戰(public opinion war)可以說是蛻變自媒體戰,兩者彼此相關,但層次不同。輿論戰中強調的是一種「輿論操控」的概念,在達到輿論操控的過程中,媒體力量是一定的參與者。因此,大眾傳媒在輿論戰中的主要性降低,但卻成為一個必要條件:唯有透過大眾傳媒,才能達到「輿論操控」的目標。而由此可看出,「媒體戰」強調的是傳播媒介參與戰爭的功能性,但「輿論戰」強調的則是以傳播媒介形塑戰時與平時的輿論利基;前者重視的是「過程」,後者重視的為「結果」。

輿論戰(public opinion war)從字義上來說,就帶有「輿論對輿論」(public opinion toward public opinion)的意涵。就廣義的角度來說,輿論應該包含敵我雙方;但從狹義的解釋,輿論則可劃分為敵我兩個不同體系。因此,輿論戰是一種「輿論」的較量,即是the war between public opinions。中國不斷對外以「一中原則」試圖孤立台灣國際地位,另一方面則以「九二共識」試圖裂解台灣集體意識,就形成了輿論之間的較量。既然是輿論間的較量,那麼誰能夠掌握大部分的輿論,也就能抑制小部分的聲音。輿論戰中,「統戰」是必然存在的常態;也就是說,形成有利於己方輿論的群體,以及分裂不利於己方輿論的群體是同時進行的。能夠達成「我專而敵分」的輿論環境,甚至吸納敵方加入我方輿論陣營,正是輿論戰的目標。

此外,輿論戰強調媒介工具的「結果」,環境與「媒體戰」就有所區分。媒體戰在美方的使用下,是一種加強戰時能量的手法;但輿論戰強調的,卻是在平時就形成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的有利環境。況且,一旦對媒體進行有效封鎖,媒體戰的功效就大打折扣;而輿論卻是一經塑造就會散播的,人正是傳播輿論的最佳工具。因此,「輿論主控權」(the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)就顯得十分重要,而輿論主控權的掌握比媒體主控權來的可怕:媒體雖然能夠傳達有利訊息,但輿論卻能使人民瞬間喜怒哀樂。輿論主控權的先決條件,是要創造出於我方有利的、長時間的、穩定的輿論環境。如果能擁有這種輿論環境,就能夠因事置宜,不論發生何種狀況都能隨機應變,將輿論導向我方。

譬如,目前中國以「和諧世界」作為區域與全球的輿論環境,而內部與兩岸則推出「和諧社會」作為訴求。這種溫和、非暴力的理念,不但與美國形成對比,更成為可硬可軟、可攻可守的法寶,為其創造出有利的全方位輿論形勢。以朝鮮進行核試為例,中國在事前以「和諧區域」作為軟性訴求,阻止美日單邊對朝鮮進行制裁,希望各國進行平等協商;但在朝鮮進行核試後,卻又以其破壞「和諧區域」作為硬性訴求,強調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穩定責任。這樣的輿論操控,正為中國創造出在平時不需耗費一兵一卒、在戰時「得道多助」的正面形象。

同樣地,中國在六中全會以「發展和諧社會」作為主題,恰巧與台灣目前紅綠對抗的「不和諧」形成對比。長期的輿論操控後,就能達成「我專敵分」的目標,也就掌握了兩岸的輿論主導權。令人憂心的正是中國不斷以無形的輿論攻勢對台灣進行裂解,而台灣不但無法反攻,更難以形成有效的防守。從宣傳戰、媒體戰、到輿論戰,台灣要學習的不只是硬戰場的種種革新,「心靈革命」才是我們保身全國的重中之重。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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